回德仁

經歷：
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執行長
社團法人台灣臨床藥學會理事長
三軍總醫院臨床藥學部主任

雖說萬事起頭難，但當時推動藥害救濟制度，可說是占盡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」之便。首先是對的時機，二十多年前，台灣藥界景氣一片大好，但現在不一樣，健保藥價一直被砍，情勢不比當年。現在來推(藥害救濟)，就不好說。

那時候，法還沒通過。要做藥害救濟，錢打哪兒來？跟藥廠募捐，但其實人家可以不捐。時任衛生署藥政處的胡幼圃處長就想到，讓捐錢廠商在藥盒放藥害救濟標章(logo)，可以做為宣傳識別。那時我擔任三軍總醫院臨床藥學部主任，也是臨床藥學會理事長，他力邀我一起投入推動立法。

於公於私，我都是義不容辭。身為臨床藥師，我相當支持藥害救濟制度，給藥害病人多一分保障。再者，胡處長跟我都是國防醫學院出身，我早他幾屆，在國防唸書時，大家一起過部隊生活，感情好不在話下。他開口，我一定幫忙。

1997年，三軍總醫院準備搬遷到內湖新院址，藥學部在地下室，地方很大，就撥間辦公室提供臨床藥學會使用。隔年胡處長上任，臨床藥學會就跟著我一起投入推動藥害救濟制度，我們會員以醫院藥師為主，所以跟醫院藥劑科部主任很熟，得便邀請各醫院幫忙，優先採購有參與藥害救濟制度的藥品。我經常搭一大早飛機到南部，一個月有五、六次，一家家醫院去全院演講，介紹藥害救濟制度的源起，籲請配合政府政策。

我同胡處長一起，努力跟藥廠道德勸說，分析利弊得失，再三懇託「做好事」。拿一點點錢做公基金，一旦發生藥害，病人獲得及時救濟、安心保障，對廠商也有好處，免去曠日費時的訴訟。

建立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

當時我們就有共識，藥害救濟和藥品不良反應通報要一起做、一起推，建構完整的上市後藥品安全管理制度。碰巧遇上療黴舒(Lamisil)新聞事件，輿論壓力很大，因此政府出面處理，要求醫院通報收集疑似藥物不良反應案例，進一步成立專家審議小組，要找出真相，讓社會大眾安心。

其實，不單是解決某個藥的問題，更重要是建立機制，透過第一線醫療人員與民眾通報，由點到面，唯有正確的評估、分析藥物不良反應，才能妥善因應，有效管理藥品安全使用。最早是在1996年~1998年臨床藥學會受託辦理行政院衛生署的「台灣地區藥品副作用監視及通報」研究計劃，並請台大公衛的陳建煒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。其後，衛生署認為有其必要建置全國性的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，遂於1998年擴大補助臨床藥學會辦理相關計畫，當時，我就找到台大的高純琇教授來主持這個計畫，後來到2001年藥害救濟基金會成立，理所當然邀請她來擔任基金會副執行長負責這塊業務推動。

在藥害救濟立法推動，療黴舒事件算是導火線。那時候不單有血友愛滋藥害者組自救會，罕見疾病團體也四處陳情抗議，爭取他們孤兒藥的權利。民間團體呼聲很高，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與藥害救濟法成為優先法案，進行包裹提案，先後快速通過立法。

從無到有，就像生孩子一樣

當時基金會還沒有成立，政府捐一千萬、藥廠捐款五千萬，有六千萬先暫存臨床藥學會戶頭，等立法通過，再轉移至國庫的基金專戶。基金會的成立，繁瑣事情很多，地點是衛生署找的，到後來找人、添購設備，從無到有，我都在其中，就像看著自己小孩長大，酸甜苦辣都有。

我是軍人出身，就當替國家做事，沒有私心，也不搞小圈圈。學術就學術，專業就專業，讓底下的人安心做事，有事我來扛。基金會成立後，去立法院備詢，面對立委咄咄逼人，我也是單刀直入，巧妙化解。

我認為，藥害救濟的基金應是專款專用，花在跟藥害救濟相關的事情上，當初募款是這樣跟廠商說的，也是成立基金會的初衷。因此，基金會的標誌就是沿用政府設計的藥害救濟制度標章。原先期待是透過基金會大力宣導，藥物安全監視體系愈來愈健全，藥害愈來愈少，基金會就沒事幹、愈做愈小。

然而基金會實際運作幾年下來，發現我們可以做的更多更廣，不只侷限在藥害救濟，我們當時還接醫材、廣告監控和疫苗救濟等計畫，就像是政府的左右手。看到你們現在發展愈來愈多元，還有跨出去接醫事司的業務，負責處理醫療爭議事件。我期許基金會未來除了專注本業，提升用藥安全，跟衛福部的合作可以更密切，充分交流溝通，拓展更多的可能，幫忙政府把手伸出去，做更多的事。